马尔岛博物馆一角
马尔岛博物馆（Mull Museum）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依靠社会捐助，每天当值的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还都是志愿者。因此，该博物馆存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构建某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为由岛民“个体记忆”经过累积、沉淀形成的马尔岛“集体记忆”护航，不让那些曾经的记忆碎片随着时间消失、黯淡，给予岛民找寻祖先生存痕迹、肯定自我存在、寻找归属感的机会，同时也使得外来参观者除了能够看见马尔岛的现状，也能够以该博物馆为载体管窥马尔岛的历史。
“苏格兰人”的记忆之所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阿（Pierre Nora）认为，博物馆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不能独立于权威话语的操控，也不是那些深植于有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中的鲜活记忆，而是一种话语建构的叙事。位于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和位于苏格兰第二大城市格拉斯哥的凯文葛罗夫美术馆及博物馆（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作为记忆的载体试图构建的即是“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
关于苏格兰文物的搜集早在18、19世纪就有迹可循，但彼时的收藏基本属于私人收藏，1851年始建具有公共性质的苏格兰国家文物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of Scotland），1985年该馆迁至新址、更名。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以不同专题在不同的展厅进行展出，其中包含自然地球展厅，主要通过模型复原、化石展览的方式展出，意在说明地球上存在物种的丰富性，人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科学技术展厅，主要讲述的是历次科技革命中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发明成果以及由此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艺术潮流展厅，主要展示的是欧洲人服饰、日常使用器物的变迁；以及世界文化展厅，通过图片、实物等对世界各大洲人民的生活进行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每层楼都开辟有一个特殊展厅——苏格兰历史文物展厅（下图右侧紫色部分）。这些展厅从距今30亿年前岛屿开始形成讲起，涉及早期苏格兰人的生活、苏格兰王国、中世纪时期的苏格兰、工业革命时期的苏格兰、当前不断发展的苏格兰。
出乎意料的是，在整个展厅中甚少提及有关英格兰的历史内容，而是直接将苏格兰历史同世界相联系，这似乎正契合了该馆的工作宗旨—— “激励人民，让苏格兰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苏格兰”（Inspiring people, connecting Scotland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Scotland）。
博物馆设计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楼层导览图
凯文葛罗夫美术馆建于1901年，其展览方式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大同小异，之所以介绍该博物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馆藏量可以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媲美，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等大家的画作，另一方面，虽然在整个博物馆的叙事中有关格拉斯哥画家的作品、格拉斯哥的历史占据了很大部分，但同时仍未忽略对格拉斯哥同苏格兰关系以及苏格兰历史的讲述。这与上述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甚少提及英格兰或联合王国形成了对比。
事实上，以上两个博物馆的主要运行资金皆来自于苏格兰政府，同时接受少部分社会资金的支持，特别是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其董事会成员皆需要对苏格兰政府和苏格兰议会负责，掌握博物馆的运行策略。由此看来，上述二者皆着力于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塑造和强化“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这也是苏格兰较强的政治独立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个博物馆采用的决非是单一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方式，而是同时关照了人与自然、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关系。
大英博物馆：“世界主义记忆”之所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建立于1753年，迄今为止已向世界人民免费开放超过260年。众所周知，大英博物馆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但是馆藏物品很多都来自殖民时代“日不落”帝国的对外掠夺和低价购买。这一性质也就决定了博物馆本身不具备构建英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希腊、埃及等国要求归还本国文物的要求从未间断。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大英博物馆为载体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的条件已然成熟。
博物馆设计
马尔岛博物馆：“集体记忆”的保护所
马尔岛是位于英国苏格兰西海岸一个人口约为2000人的“大岛屿”。博物馆坐落于马尔岛的首府——托伯莫里（Tobermory，据我估计，这个小镇只有百户人家）。博物馆没有独立的建筑供其摆放展品，规模只有一间房大小，隐匿在一排小商店中。上世纪70年代，当前博物馆内的少量物品以小型临时展览的方式展出，1986始建该馆。同很多普通博物馆的展览方式一样，展品以时间顺序展出，主要反映马尔岛人从石器时代到二战时期的生活情况以及岛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展品主要包括岛上生长的农作物标本、渔民用来打渔的器械、日常生活用品、剪报、老照片等。
另外，馆内有相应的模型对不同历史时期岛民生存状况进行展现，以增强参观者的代入感。该博物馆的最大特点也许不在于展品的新奇、展览方式的突出设计，而在于其独特的“人气”：没有坚硬的玻璃柜将展品同参观者隔开；基本所有关于展品的介绍都是手写，而非出自工业生产的打印机；没有语音导览，但是在博物馆当值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热情而耐心地告知有关展品或是马尔岛的一些历史。
博物馆展厅的设置极其简洁明了，包括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中东、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展厅。这样的铺呈方式，其意图在于向参观者展示博物馆的包容性，以及自古以来世界各大洲的互动及其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如若对某些展品稍加了解，即可发现其中包含的“世界主义记忆”因素。例如，最受游客欢迎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形成于公元前205年托勒密五世时期，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用古希腊语、两种古埃及语记载了非洲土地上第一个欧洲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故事。同时，石碑能够被重新发现也是因为英法两国在中东和非洲争夺统治权。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作为世界级综合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极为丰富的馆藏品本身就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巨大宝库。因此，与普通博物馆另一不同之处是，大英博物馆还是一个权威、多元的研究机构。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学者供职于此，同时博物馆还拥有自己的期刊杂志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学术研究的议题也着眼于全球互动，例如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亚洲诸国超越国境的互动、公元200年至800年间欧洲和亚洲同时出现具体宗教形象的原因、丝绸之路中纺织品作为货币被运用的方式等。正如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所言，“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文物的含义与认知展开辩论的场所”。麦格雷戈撰写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从文物出发以全新的视角讲述全球互动的历史，该书曾在全球引起轰动。
大英博物馆着力于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的另一重要行为是它每年在全球不同城市会以固定主题进行巡回展览，使各国人民有机会了解这些属于世界的历史文化。巡回展览主题共有10个：法老：埃及之王（Pharaoh: King of Egypt）、公元400年至1500年的中世纪欧洲（Medieval Europe AD 400–1500）、人类形象——大英博物馆中的具象艺术杰作（The human image: Masterpieces of figurative art from the British Museum）、罗马：城市与帝国（Rome: City and Empire）、古希腊的运动员、战士和英雄（Ancient Greeks: athletes, warriors and heroes）、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艺术的影响力：亚洲国家的宣传（The art of influence: Asian propaganda）、基塔依画作（Kitaj prints）、毕加索画作：沃拉尔系列（Picasso prints: The Vollard Suite）、世界文化瑰宝（Treasures of the World’s Cultures）。今年“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主题展在北京和上海成功举办。
丘吉尔战争纪念室：用户参与型
在唐宁街10号、外务部、海军部等重要政府机关林立的那片土地之下，战时内阁办公室（Cabinet War Rooms）已经悄然存在了近80年。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担心伦敦会成为空袭的目标故起意建立该工作室。1940至1945年，数百名内阁工作人员在此办公。1984年，在该工作室停止使用40多年后才正式对公众开放。2005年，以讲述丘吉尔个人生平为主题的博物馆建立，和上述战争纪念室一起并称为“丘吉尔战争纪念室”（Churchill War Rooms）。
战时内阁办公室完全保留1945年关闭时的模样，其中包括会议工作室、电报接收和发布工作室、广播室、工作人员的起居室、厨房、卫生间等。同时会配套播放当事人对彼时工作情况进行回忆的影音资料，使参观者对该工作室的存在有更为鲜活、生动的了解。
战时工作室厨房一角
丘吉尔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则是利用了形式各样的多媒体工具，让参观者能够通过互动以了解丘吉尔的生平。例如，以音频的形式播放丘吉尔历次重要讲话，并配有发表讲话时的相关图片，当参观者走近图片时，红外线探测的功能即可使音频进行同步播放。此外，馆内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长约15米展示丘吉尔生命线的互动性多媒体桌，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文件、图像、动画、电影等，参观者可以手动选择希望了解的特定日期丘吉尔的事迹。
整个博物馆试图向参观者展示的是一个形象丰满的丘吉尔，即他不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政治家，此外，他文笔极佳、著作颇丰、还爱好绘画等。
展示丘吉尔生平事迹的互动性多媒体桌
该博物馆的运营资金一小部分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慈善捐助、门票费、商业活动等。因此，建立该博物馆的主要目的也许不在于建构某种政治身份认同，而是希望通过将先进的科技手段同历史相结合，使参观者对于某些展品中体现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更易于接受和理解，获得更佳的用户体验。
英国可以算是全世界博物馆建造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了。纵向看，小到类似托伯莫里这样的小镇，大到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拥有自己承载人类记忆的博物馆；横向看，以人物、火车、漫画等各种不同元素为主题的博物馆亦比比皆是。它们的存在使“游离”的个体得以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在不同语境下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构建“世界主义记忆”的理念正在各个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中逐步形成并持续深化。
博物馆设计
二．如何从观众认知特征构建叙事展览？
时间的双重性是所有叙事媒介都存在的特征，即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共存。单向线性的时间轴，是最为基础的一种叙事展览结构，但这并不是说，叙事展览只能由这种结构来构成。展览的话语时间在展览中并不是一个匀速推进的过程，也存在除线性以外的多种形式。由于实体空间的形态让观众的视线在单个空间内不受到固定画面边界的限制，多条时间线的并置状态也普遍存在于展览中。
从时间线的角度来看，策展人通过对叙事展览故事时间的编辑，改变其流向和速度成为展览的话语时间，这个过程也就是策展的过程，是策展人利用时间工具来构架叙事展览的主要方式。前文提到观众理解一个完整的叙事展览需要遵从叙事的逻辑链，在展厅空间中，逻辑链就是策展人和设计师对展览动线的设定。
在叙事展览中，时间轴是空间化的时间轴。观众在观看展品或信息时的先后是通过身体的行动在空间内实现的。所以叙事展览的话语时间顺序是由信息在叙事空间中的分布位置决定的。叙事展览的传播完成度体现在预设的话语时间和观众行动路线的重合。
博物馆设计
1单一强制展线
尽管单一强制的展线在博物馆界总是备受争议，但采用这种方式的展览并非没有成功的案例。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的为8岁及以上儿童专门设置的“丹尼尔的故事”展览，就是一次有效的尝试。这个展览通过讲述犹太小男孩丹尼尔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生活，从一个人生故事的视角展示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展览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单一展线，其沉浸化的展览设计让观众犹如置身于丹尼尔生活的真实空间，观众没有机会选择不同的线路参观，因为丹尼尔的人生是确定了的。这种强制性单一展线的设计，加强了叙事的时间概念，让观众完全按照策展人设定好的话语时间在展览中层层推进。沉浸式的展览设计也让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置入感情绪。
“丹尼尔的故事”展览
从“丹尼尔的故事”这个案例来看，单一强制展线的设定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叙事选择。它在牺牲观众对展览线路选择自由的同时，保证了叙事的完整性。而选择自由的“剥夺”也没有对观众造成伤害。叙事展览在展线的设定上通过注意力吸引可以给予观众足够的引导，让话语时间尽可能地和观众动线重合。
2空间化的时间线
空间化的时间线给策展人带来了动线安排的挑战，但也给予了他们多重时间轴叙事的可能性。在小说的叙事中，双重时间线或多重时间线，只能通过先后不同的章节来分别实现。在电影中，多重时间同时呈现的方式可以通过镜头剪辑的交代，也可以通过分屏画面来实现。在叙事展览中，多条重叠的时间线索可以同时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观众可以选择保持远距离的同时观察，也可以近距离自己选择观察的先后顺序。这也是时间线空间化的具体表现。
观众参观叙事展览的过程是通过空间化的时间轴来完成话语时间，同时这也是一个完形的过程。话语时间的省略让叙事并非是一个致密的全过程结构。当小说家或者导演在进行叙事创作时，会选择省略一些对情节没有具体的帮助，且不会让观众产生困惑的中间环节。
而叙事展览和小说及电影话语时间的省略普遍存在，区别在于，小说和电影当中的省略是叙述者的主动选择，而在叙事展览中省略的存在往往是因为展品序列的缺失、历史研究的不足、考古材料无法支撑等原因。也就是说，展览中的省略并不是策展人的选择，而是故事时间本身的缺失。策展人不知道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因此而造成省略。
故事时间的巨大尺度也对叙事展览中的省略造成了影响。在历史展览中，叙事逻辑线上的前后两个点可能相差数十至几百年。在史前文明的叙述中，这种跨度更可能长达成千上万年。策展人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事实上是历史的一些零星碎片。
如果说小说和电影的省略是为了去除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或保留悬念，那么展览中的省略则是面对一堆历史的碎片，这也是博物馆人无可奈何的选择。策展人能做的只有利用这些碎片编织成一张千疮百孔的网。对于观众来说，省略的存在就不像是小说电影中那样并不影响叙事的完成。观众在充满省略的叙事展览中，事实上是需要想象力去完补历史叙述。带有不同背景叙事的观众，在完形的过程中最终产生的也是不同的个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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