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动态:
首页 > 信息动态>公司动态

博物馆界新潮流来袭,看中国博物馆如何走好未来之路丨互动多媒体系统

来源:www.hxlxsy.com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08日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及博物馆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严建强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管理部门
文物部门负责处理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建设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展品的博物馆,而文化部门的非遗机构负责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组织非物质文化博物馆。

认知观念
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文化遗产由具有三度空间属性的“物质构件”和蕴含其间的“文化意义”两部分构成。在一些情况下,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意味着认同文化遗产可以无需物质载体。

感知方式
对可移动、不可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不同的遗产形态,人们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对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感知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可超越时间却无法超越空间;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我们既不能超越时间,也不能超越空间,必须满足“在地”与“即时”两个条件。

对博物馆的影响与挑战
非物质文化的进入对博物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也对传统的物质化展览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展览必须透过展品,进入展品制作的那个时代以及工匠的精神世界。

提升当前国内非物质文化展览品质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有制度建设层面,有观念认识层面,也有技术实现层面。

  博物馆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使博物馆管理机构能够容纳包括自然与人文、过往与现生、物质与非物质、室内与户外等更广泛的类型,并对各类博物馆提供学术指导与组织支持。
  博物馆界需怀抱更加包容的姿态,打破原先过分依赖器物的物质外壳的局面,增强对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意义的重视,把信息传播方式与现象再现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博物馆应积极探索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寻找能够呈现、阐释过程性现象的技术手段,为非物质文化的博物馆展示提供更加有效的技术支持。

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遗产目录研究员菲利普·迈罗认为在法国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下,再现对卓越遗产的追求顺应了时代的呼唤,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启示是功不可没的。

这种方法不仅会将它的研究报告交给科学机构进行审查,还会提交给相关的社区群体也就是它的研究对象,从而更好地反馈并加以完善。于是科学及其各种准则被置于一个非学术且充满无数公开探讨的环境中,评估这种知识如何影响人类群体,促进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不断发掘与探索,它极大地调动了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兴趣与热情,而非仅仅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




互动多媒体系统


博物馆未来发展

本组讨论以博物馆未来发展为中心,探讨博物馆教育,社会服务,信息学等方面的发展。

国际博物馆协会马来西亚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珍妮特·缇从马来西亚博物馆发展历史出发,思考马来西亚博物馆未来面对的机遇与挑战。马来西亚成立于二战后的1963年,是一个拥有着丰富历史、信仰和风俗的多元文化的国家。迄今为止,马来西亚有21家联邦博物馆和约200家其他博物馆,其中包括私人博物馆、机构博物馆、画廊和国家博物馆。

马来西亚博物馆展示的历史结合了世界历史和马来西亚的历史。随着博物馆界新潮流的出现以及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马来西亚博物馆也开始流行互动,通过数字化技术等科技手段来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展品。与之相应,当前的教育趋势更加注重分析思维、社会和文化交流,这也是博物馆功能变得对公众而言更加有吸引力且容易触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教育和经济发展为马来西亚博物馆机构蓬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博物馆专业人士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在21世纪将教育趋势与博物馆功能相融合来寻求发展,创造一个博物馆学习体验新视角。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从其亲身经历的一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历谈起,通过对博物馆理论基本慨念的梳理,分析了博物馆理论内涵中博物馆职能和社会功能的演变。





互动多媒体系统

结合在首都博物馆工作的实践,用实际案例阐释了博物馆如何在新时代变化中,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运用立体化的整体设计,对博物馆理论内涵的延展进行了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实现了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积极转变博物馆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和定位,以达到社会服务的目的。

最后,白杰总结了博物馆莅面对当下急速变化的新时代,需要做到的变与不变,即对时代和民众需求改变的顺应,以及对博物馆中级目标的不变追求。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北京文博》杂志主编祁庆国认为伴随社会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博物馆同其他行业或新兴领域一样,借助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博物馆从公示实物的阶段迈进到公示藏品及其相关资源的数字化信息、知识产品、学习课程等内容的阶段,信息时代的博物馆更加深入、广泛的帮助公众了解博物馆藏品。

信息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博物馆与公众从老师与学生转变到平等、互动的关系,专业人士仍是专家,但公众掌握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具有更强的思考、探索能力,个人创造力得到更加充分地发挥。信息时代博物馆在社会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生活方式,在社交方式等等都带来了一些改变。博物馆信息的采集、加工、运行、应用、已经在以数字方式运行。伴随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博物馆人对信息科学与技术认识的深入,博物馆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

从基础资源、到常规服务、运行管理、学术研究,到实践,博物馆都已经离不开信息科学,如上所述,博物馆信息学实际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博物馆信息学的学术理论现在具有一定基础,但还远远不够。需要多方人士共同努力,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ICOM-ASPAC理事魏峻以广东省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实践为例,探讨过去三年广东省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与信息化技术融合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新尝试。21 世纪是充满变化的新时代,它给当代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现代博物馆应该更加积极地应对各种社会变化、更加高效地运营,并运用各种新技术为公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展示、研究和休闲服务。

基于此,广东省博物馆从2013年提出并实践了“智慧博物馆”建设项目。魏峻认为,“智慧博物馆”所开创的应该是一条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框架的博物馆“智慧化”发展之路,包括智慧管理、智慧保护和智慧服务三个方面。其强调要在博物馆藏品、信息和公众之间建立起多维度交互和智能化系统,这与上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数字博物馆”存在着本质区别。

圆桌会议
研讨结束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主持召开了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上博物馆界专家学者依次进行了发言,就博物馆定义,博物馆非营利性,国内博物馆概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什么样的展览才是“好展览”?
展览评估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展览评估都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还不完善,另一方面,对展览评估的实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如何将这些经验上升为一套理论模式、或者评估体系,仍需要大量的工作。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与展览评估有关。
什么样的展览算是“好展览”?我们认为能否将展览的内容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观众,是评估一个展览“好坏”的重要标准。
任何一个展览都有、或应该有主题,以及想传达给观众的观点或知识。展览的策展团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参观获取哪些内容,这一点应当是要明确的。考虑到教育职能在博物馆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场所,那么通过衡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来对展览进行评估,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思路。换言之,我们要考察的是“观众有没有get到展览的点”。
什么是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
简单地说,就是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被观众接收的百分比,即
观众接受的信息/展览的信息×100%=展览信息传播效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要提高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要么提高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要么减少展览的信息。前者针对的是观众,后者针对的是展览。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意识到,通过灵活运用藏品来展现一个主题,要比填鸭式的罗列海量展品更有价值,因此,如何拿捏好展览信息的“量”,是策展团队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展览落成,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再做调整,这时“展览的信息”就成为了一个常量。那么,作为唯一的变量,“观众接受的信息”自然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关于“如何测量展览信息传播效率”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如何测量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如何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了。
问题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它冠上一个“新的”名称:博物馆学习(museumlearning)
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与“博物馆学习”
简单地讲,“博物馆学习”是观众研究的一部分,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国内而言,这个概念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这个名词在相关刊物上似乎并不多见,也缺少系统地讨论(今年,王思怡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上首次相对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熟悉的是,它又似乎在博物馆人中间流传甚广,例如,用“博物馆学习”来替代“博物馆教育”、以更好地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转型的呼声就不绝于耳。




互动多媒体系统


博物馆学习
在这里,我们综合了博物馆方面和教育学方面的译介,以及国外相关文献的介绍,可以给“博物馆学习”下一个这样的定义:
“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是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以观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并寻找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为博物馆成为更好的自由选择式学习场所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要说明的是,情感、态度的变化同样是展览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产物,那么对于“博物馆学习”而言,除了智识变化之外,是否能测量情感和态度的变化呢?
——并非没可能,但是没试过,所以不知道。





互动多媒体系统


测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就是一个研究“博物馆学习”的过程。而在“博物馆学习”中,如何测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
如何测量“智识变化”
要测量观众智识的变化量,最直接的思路就是用观众参观之后“智识”的量减去参观之前“智识”的量。假设这一基本思路成立,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量化观众的智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约翰·福尔克(John H. Falk)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个人意义映射”(Personal Meaning Mapping, PMM, 又译为‘个人意涵图’,以下简称PMM)。
undefined
个人意义映射(PMM)
简单地说,该方法就是让被试者在参观之前,先就展厅的主题进行发散式的自由阐释和表达,然后在参观之后,就同一概念再次进行阐释和表达,前后两次获取的词汇变化量就是观众的智识变化,然后将词汇按照“数量”、“广度”、“深度”、“掌握程度”四个维度来进行量化,四个量化结果都可以视为智识变化的量化结果。
这一方法如何操作?我们可以结合福尔克于21世纪初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的“生命世界”展览进行的研究为样本,进行简要的说明。

研究目的
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情景学习模式”中的诸要素是否能对观众智识产生影响,而探讨影响因素的根本前提就是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因此,PMM在该案例中的作用就非常明确,即一种获取智识变化量的方法。尽管这是本文唯一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在一个完整的“博物馆学习”研究中,PMM所实现的这只是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PMM本身并不等于“博物馆学习”。

设计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对展览核心问题的把握是PMM调查的基础,一般以关键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该词汇不仅要紧紧扣住展览主题,还要能够给予被试足够的回答空间。例如,在该案例中,围绕着“生命世界”展览的主题,福尔克等人使用“生物(livingthings)”作为关键词,鼓励被试进行头脑风暴,说出能够联想到的全部内容。被试的回复同样是以词汇的形式呈现,这一形式分别在被试参观展览前后各进行一次。
在实际情况中,一个关键词往往并不能很好的覆盖展览的全部内容。因此,研究人员可以辅助以其他形式来获取观众对主题的认知。例如在该案例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两道关于“生物与生物”、“生物与人”之间共性的开放式问答和三道单项选择题。如上文中所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那么尽可能完整地获取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就是我们的目的,方法要服务于目的。

PMM的特殊之处
实际上,PMM要解决的不单单是词汇的获取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所获词汇的量化。开放式问答和选择题的答案同样需要量化处理之后才能对我们计算“变化量”产生意义,而这一过程就要依赖于PMM的编码,编码要围绕着“数量”、“广度”、“深度”、“掌握程度”来进行。
类似于一般的调查问卷编码,PMM的编码同样注重编码标准的制定。在编码的标准下,要确保能够准确反应被试的认知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被试回答词汇的数量有时并不能准确地反应被试对概念的认知水平。例如一些相关专业人士在回答这种“宽泛”、“浅显”的问题时,往往并不愿意说的太多,相反,那些对概念理解的并不深刻的被试,有时会回答更多的词汇,尽管所说的内容往往散漫而不集中。因此,如果贸然仅用数量维度来衡量,势必会造成对实际情况的误导。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严谨地设计“广度”、“深度”、“掌握程度”的编码标准,适当增加相应权重,以求更加准确地反应被试的认知情况。PMM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PMM方法本身的难点,也是完整的“博物馆学习”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据福尔克案例中呈现出的统计结果来看,PMM四个维度上的变化与我们的一般性认识相符合。如图所示,“数量”维度的变比例最大(70.7%),因为词汇数量的变化是智识变化的最直接体现;“广度”维度的变化弱于“数量”,但是强于其他(32.7%),“广度”意味着将相同类型的词汇实际上归为一类,它的增长意味着知识面的扩充;“深度”变化量最小(5.2%),“深度”代表被试对同一类概念在认识上的深入;“掌握程度”的变化(11.6%)则是对被试参观前后智识变化情况的总的评估。因此,从“测量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表格意味着“测量”的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