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界新潮流来袭，看中国博物馆如何走好未来之路丨互动多媒体系统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及博物馆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严建强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管理部门
文物部门负责处理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建设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展品的博物馆，而文化部门的非遗机构负责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组织非物质文化博物馆。

认知观念
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文化遗产由具有三度空间属性的“物质构件”和蕴含其间的“文化意义”两部分构成。在一些情况下，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意味着认同文化遗产可以无需物质载体。

感知方式
对可移动、不可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不同的遗产形态，人们的感知方式是不同的。对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感知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可超越时间却无法超越空间；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我们既不能超越时间，也不能超越空间，必须满足“在地”与“即时”两个条件。

对博物馆的影响与挑战
非物质文化的进入对博物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也对传统的物质化展览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展览必须透过展品，进入展品制作的那个时代以及工匠的精神世界。

提升当前国内非物质文化展览品质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有制度建设层面，有观念认识层面，也有技术实现层面。

  博物馆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使博物馆管理机构能够容纳包括自然与人文、过往与现生、物质与非物质、室内与户外等更广泛的类型，并对各类博物馆提供学术指导与组织支持。
  博物馆界需怀抱更加包容的姿态，打破原先过分依赖器物的物质外壳的局面，增强对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意义的重视，把信息传播方式与现象再现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博物馆应积极探索有效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寻找能够呈现、阐释过程性现象的技术手段，为非物质文化的博物馆展示提供更加有效的技术支持。

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遗产目录研究员菲利普·迈罗认为在法国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下，再现对卓越遗产的追求顺应了时代的呼唤，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启示是功不可没的。

这种方法不仅会将它的研究报告交给科学机构进行审查，还会提交给相关的社区群体也就是它的研究对象，从而更好地反馈并加以完善。于是科学及其各种准则被置于一个非学术且充满无数公开探讨的环境中，评估这种知识如何影响人类群体，促进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不断发掘与探索，它极大地调动了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兴趣与热情，而非仅仅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

结合在首都博物馆工作的实践，用实际案例阐释了博物馆如何在新时代变化中，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运用立体化的整体设计，对博物馆理论内涵的延展进行了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实现了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积极转变博物馆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和定位，以达到社会服务的目的。

最后，白杰总结了博物馆莅面对当下急速变化的新时代，需要做到的变与不变，即对时代和民众需求改变的顺应，以及对博物馆中级目标的不变追求。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北京文博》杂志主编祁庆国认为伴随社会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博物馆同其他行业或新兴领域一样，借助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博物馆从公示实物的阶段迈进到公示藏品及其相关资源的数字化信息、知识产品、学习课程等内容的阶段，信息时代的博物馆更加深入、广泛的帮助公众了解博物馆藏品。

信息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博物馆与公众从老师与学生转变到平等、互动的关系，专业人士仍是专家，但公众掌握了丰富的信息、知识，具有更强的思考、探索能力，个人创造力得到更加充分地发挥。信息时代博物馆在社会上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生活方式，在社交方式等等都带来了一些改变。博物馆信息的采集、加工、运行、应用、已经在以数字方式运行。伴随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博物馆人对信息科学与技术认识的深入，博物馆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

从基础资源、到常规服务、运行管理、学术研究，到实践，博物馆都已经离不开信息科学，如上所述，博物馆信息学实际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博物馆信息学的学术理论现在具有一定基础，但还远远不够。需要多方人士共同努力，并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ICOM-ASPAC理事魏峻以广东省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实践为例，探讨过去三年广东省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与信息化技术融合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新尝试。21 世纪是充满变化的新时代，它给当代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现代博物馆应该更加积极地应对各种社会变化、更加高效地运营，并运用各种新技术为公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展示、研究和休闲服务。

基于此，广东省博物馆从2013年提出并实践了“智慧博物馆”建设项目。魏峻认为，“智慧博物馆”所开创的应该是一条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框架的博物馆“智慧化”发展之路，包括智慧管理、智慧保护和智慧服务三个方面。其强调要在博物馆藏品、信息和公众之间建立起多维度交互和智能化系统，这与上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数字博物馆”存在着本质区别。

圆桌会议
研讨结束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主持召开了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上博物馆界专家学者依次进行了发言，就博物馆定义，博物馆非营利性，国内博物馆概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什么样的展览才是“好展览”？
展览评估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展览评估都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还不完善，另一方面，对展览评估的实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如何将这些经验上升为一套理论模式、或者评估体系，仍需要大量的工作。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与展览评估有关。
什么样的展览算是“好展览”？我们认为能否将展览的内容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观众，是评估一个展览“好坏”的重要标准。
任何一个展览都有、或应该有主题，以及想传达给观众的观点或知识。展览的策展团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参观获取哪些内容，这一点应当是要明确的。考虑到教育职能在博物馆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场所，那么通过衡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来对展览进行评估，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思路。换言之，我们要考察的是“观众有没有get到展览的点”。
什么是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
简单地说，就是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被观众接收的百分比，即
观众接受的信息/展览的信息×100%=展览信息传播效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要提高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要么提高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要么减少展览的信息。前者针对的是观众，后者针对的是展览。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意识到，通过灵活运用藏品来展现一个主题，要比填鸭式的罗列海量展品更有价值，因此，如何拿捏好展览信息的“量”，是策展团队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展览落成，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再做调整，这时“展览的信息”就成为了一个常量。那么，作为唯一的变量，“观众接受的信息”自然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关于“如何测量展览信息传播效率”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如何测量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如何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了。
问题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它冠上一个“新的”名称：博物馆学习（museumlearning）
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与“博物馆学习”
简单地讲，“博物馆学习”是观众研究的一部分，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国内而言，这个概念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这个名词在相关刊物上似乎并不多见，也缺少系统地讨论（今年，王思怡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上首次相对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熟悉的是，它又似乎在博物馆人中间流传甚广，例如，用“博物馆学习”来替代“博物馆教育”、以更好地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转型的呼声就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