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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多媒体系统什么样的展览才是“好展览”?

来源: |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6日



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根本属性,归根结底是由博物馆、公众、社会这几大要素构成。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处理好博物馆与自身建设、公众需求、社会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带动、共同推进。临时展览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建立的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选题是临时展览的基础与核心,反映了博物馆创造社会价值的理念和能力,也是衡量博物馆社会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尺度。可以说,临时展览选题提供了一种反观博物馆社会价值的视角。
本文将分为两期,藉由2008—2016年国家一级博物馆临时展览素材,通过分析选题构思和选题趋向,探寻当前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呈现和社会价值导向,进而上升到由选题策划确立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定位,以促使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实现。
选题思路与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呈现
一.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博物馆每年举办近万个临时展览,内容涉及历史、艺术、自然、科技等题材。进一步分析展览的选题思路,可以发现博物馆通常会从本馆性质和馆藏资源出发,并结合社会热点和节日主题进行选题策划。因此,根据选题思路,临时展览选题可分为:延伸扩展基本陈列、表现馆藏特色、聚焦学术焦点、关注社会热点以及反映特定节日。同时,不同类型的选题反映出博物馆对时代、对社会、对公众的思考与反馈是多层面的,即博物馆社会价值的呈现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延伸扩展基本陈列的选题
延伸扩展基本陈列的选题是各类博物馆在临时展览的策划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选题思路。
浙江省博物馆《西风东渐——欧风美雨下的浙江社会》,以浙江近代历史上的特定片段作为选题素材,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浙江近代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浙江人民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奋斗历程。展览不仅丰富了观众对浙江近代社会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也是对基本陈列《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和《钱塘潮——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的拓展丰富。
延伸扩展基本陈列的选题并不是对基本陈列具体内容的简单补充,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就某一方面或某一片段进行提炼、整合,形成既源于基本陈列内容又不同于基本陈列叙述的全新主题,从而丰富和深化基本陈列的主旨精神,促使博物馆展览系统和展示内容更具层次感、表现力,最终达到立体化的效果。此类选题是建立在博物馆扎实、广泛、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反映出博物馆立足本馆性质和任务,肩负起延续历史记忆、传承地方文化的社会使命。
表现馆藏特色的选题
藏品是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基础,表现馆藏特色的选题能够反映一个博物馆的收藏特点和收藏厚度。
辽宁省博物馆以收藏书画著称,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更是凭借其藏品数量和藏品质量的优势得以创作出一批颇具社会影响的展览选题。
苏州博物馆自2008年以来,至今已连续推出几十期馆藏明清书画典藏展,避免了文物珍品埋没于藏品库房的尴尬,基本实现了馆藏文物的常态展示和定期更新。
广东省博物馆长期致力于外销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展示,《异趣•同辉——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即是此类藏品最新征集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后,又相继被黑龙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等多家博物馆引进。
表现馆藏特色的选题反映出博物馆正以开放共享、不断更新的理念和态度回馈社会、回馈观众。此类选题不仅传播、扩大了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和社会影响,而且有利于实现文化资源的地区互动和全民共享,最终形成的是博物馆与社会、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也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聚焦学术焦点的选题
聚焦学术焦点的选题是博物馆运用其特有的展览语言,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并将其应用于博物馆环境,转化为公共知识。
首都博物馆《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从选题构思来看,展览定位于展示考古新发现,学术特色明显;从内容设计来看,展览由燕侯旨为他的小姑姑燕国公主制作的陪嫁器物引入,讲述燕国公主嫁到霸国之后眼中所见霸国人的处事准则和礼仪风范,展览通俗易懂且富有故事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聚焦学术焦点的选题不仅反映出博物馆与学界的良性互动,还体现出一个博物馆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由此观之,博物馆正努力在专业研究和公共知识之间寻求平衡,展览选题及内容设计不断契合观众的认知结构。此类选题彰显出博物馆始终以公众感受程度、社会接受程度为核心的工作精神。
关注社会热点的选题
博物馆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热点能够在博物馆通过展览得到反映。
在甲午战争120周年到来之际,广东省博物馆特意选取一批反映甲午战争的文物筹备《甲午海祭——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展览》;又如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推出《开拓者的远见与智慧——中法建交50周年回顾展》《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年特展》《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书画名家作品联展》等一系列展览。
博物馆有意识地选取社会热点加以表现,反映出博物馆正以一种全新的、主动的方式来展现自身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社会进程的不同层面藉由博物馆生动诠释和动态记录,这与博物馆的建立初衷和终极追求相契合,体现的是博物馆对时代、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反映特定节日的选题
目前,我国博物馆临时展览选题表现的节日主要有以下几种:
❶ 传统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
❷ 纪念节日,如青年节、中国共产党诞生日,建军节等;
❸ 国际节日,如世界读书日、世界地球日、国际博物馆日等。
当临时展览要表现节日主题时,展览选题将面临时效性的考验。无论何种节日都自有其时间范围,因此博物馆能否把握最佳时机进行选题构思和展览创作,实际上反映出博物馆对外部环境的反映速度。反映节日特点的选题是博物馆亲近公众的有益尝试,也使博物馆自身更具亲和力和吸引力。
选题趋向与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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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分析临时展览选题思路,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博物馆临时展览呈现出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和观众需要的发展趋势。就选题而言,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趋向,亦即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导向。
从单向思维到多元视角
过去博物馆在临时展览选题策划过程中多表现出单一性、局限性的特点,选题视野狭窄、构思视角僵化。如今一些博物馆突破了以往尴尬、被动的局面,有意识地将选题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层面,选题策划亦由单向思维向多元视角发展。
南京博物院《双栖双伴——遇上七夕节》从时下七夕节被赋予更多浪漫色彩的角度出发,构思巧妙地以传统画作中成对出现的花鸟鱼虫为切入点,表达当代人对幸福成双的渴求和憧憬,古老的节日因此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深圳博物馆《圣诞使者——驯鹿的故事》以圣诞节为突破口,在博物馆内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气氛,展览的主体则是驯鹿及其生存环境。通过挖掘驯鹿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展览最终的价值导向落在了宣传驯鹿的科普知识,呼吁人们善待身边的自然环境。
北京自然博物馆《吉祥文化中的动植物》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与自然博物馆的动植物标本相结合,不仅使观众从全新的角度领略了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动植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而且发挥了自然博物馆的展品优势,体现了自然博物馆不断创新的策展理念。
首都博物馆《“假”如这样——真“假”藏品对比展》从时下民众关注的收藏节目切入,以真假文物对比作为选题思路,将电视栏目动态的知识表达转化为博物馆静态的知识传播,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近距离学习文物知识的机会,突出了社会性、热点性,而且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文物鉴赏知识、提升民间收藏水平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从讲述过去到关注现在
过去博物馆在进行展览选题构思时容易将思路局限于通过文物讲述过去。事实上,博物馆是历史记忆的讲述者,更是当代社会的记录者,讲述过去只是博物馆与观众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博物馆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所在,博物馆讲述过去是为了启示现在。如今一些博物馆在设计展览时已经注意到在讲述过去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在,一方面公众正在经历的社会变化在博物馆的展览中有迹可寻,另一方面当代生活也为博物馆的展览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和现实素材。
南京博物院《博戏——中国体育文物展》以博物馆与体育相结合的创新视角,意在当下、展现当前的敏锐思维,为观众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段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为激战正酣的南京青奥会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中国丝绸博物馆“年度时尚回顾系列展览”看时尚一年一年地变化,看服装从长到短、又从短回长,看花样从素到彩、再从彩到素,看风格从简到繁、又由繁及简。展览如同穿越时间的旅行,生动诠释出博物馆展览“意在当下”的精神和价值。
河南博物院紧跟电影《一九四二》脚步举办了同样以表现1942年大灾荒为内容的《福尔曼镜头下的中国•中原大灾难纪实影像》展览,启迪公众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要有直面灾难、正视历史的勇气,从而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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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至尚到人文关怀
从传统意义上看,博物馆是收藏文物、展示文物的场所,以“物”为中心设计展览选题似乎理应如此。受此观念影响,博物馆容易形成文物至尚的心态,这使得展览策划完全服从于文物展示,直接影响了展览本质意义和深层价值的传达。此外,博物馆以“物”为中心设计展览容易忽视观众感受,导致展览的冰冷感以及与观众的距离感。如今,一些博物馆逐步改变文物至尚的心态,将展览的关注点从“物”移向“人”,一方面针对参观者设计选题,一方面围绕志愿者开发选题,彰显出博物馆对参与其中的人予以尊重和关怀的人文精神。
“咱们的博物馆”寒暑假特展是黑龙江省博物馆为丰富广大中小学生的假期生活特意举办的系列展览。从2009年暑假第一期展览推出至今,“咱们的博物馆”寒暑假特展已成为少年儿童在假期学习和活动的重要平台,诸多类型的活体动物展览使广大少年儿童丰富了知识、拓宽了视野,同时也将博物馆教育作为课堂教育体系之外最重要的教育渠道这一崭新而持久的教育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北京自然博物馆《我是明星——12·5国际志愿者日特展》不仅展示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团队的精神和风采,而且体现出博物馆对志愿者工作的尊重和肯定。博物馆在志愿者的专属节日特意为他们策划展览实属可贵且具有创新意义,它改变了以往以物为展览出发点的设计理念,将展览的重点投向了默默无闻的博物馆志愿者,这种展览选题方面的创新思维和人文关怀弥足珍贵。
从孤立状态到合作引进
过去博物馆多从馆藏资源出发策划临时展览选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整体进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广泛开展。在这种背景之下,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与国外博物馆之间的业务合作和展览交流有序进行,每年都会引进一批展现各地文化与艺术的临时展览,观众不必远赴重洋便可在国内一些知名博物馆中近距离接触世界著名博物馆的珍品,感受世界文化与艺术的丰富多样。馆际合作引进的选题不仅为博物馆的临时展览增添了新气象,还使得博物馆焕发生机与活力。



什么样的展览才是“好展览”?
展览评估实际上就是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展览评估都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还不完善,另一方面,对展览评估的实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如何将这些经验上升为一套理论模式、或者评估体系,仍需要大量的工作。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与展览评估有关。
什么样的展览算是“好展览”?我们认为能否将展览的内容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观众,是评估一个展览“好坏”的重要标准。
任何一个展览都有、或应该有主题,以及想传达给观众的观点或知识。展览的策展团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参观获取哪些内容,这一点应当是要明确的。考虑到教育职能在博物馆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场所,那么通过衡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来对展览进行评估,应当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思路。换言之,我们要考察的是“观众有没有get到展览的点”。
什么是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
简单地说,就是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被观众接收的百分比,即
观众接受的信息/展览的信息×100%=展览信息传播效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要提高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要么提高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要么减少展览的信息。前者针对的是观众,后者针对的是展览。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意识到,通过灵活运用藏品来展现一个主题,要比填鸭式的罗列海量展品更有价值,因此,如何拿捏好展览信息的“量”,是策展团队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展览落成,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再做调整,这时“展览的信息”就成为了一个常量。那么,作为唯一的变量,“观众接受的信息”自然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关于“如何测量展览信息传播效率”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转换为“如何测量观众对展览信息的接受程度”,或者“如何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了。
问题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它冠上一个“新的”名称:博物馆学习(museumlearning)
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与“博物馆学习”
简单地讲,“博物馆学习”是观众研究的一部分,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国内而言,这个概念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这个名词在相关刊物上似乎并不多见,也缺少系统地讨论(今年,王思怡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上首次相对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熟悉的是,它又似乎在博物馆人中间流传甚广,例如,用“博物馆学习”来替代“博物馆教育”、以更好地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转型的呼声就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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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习
在这里,我们综合了博物馆方面和教育学方面的译介,以及国外相关文献的介绍,可以给“博物馆学习”下一个这样的定义:
“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是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以观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并寻找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为博物馆成为更好的自由选择式学习场所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要说明的是,情感、态度的变化同样是展览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产物,那么对于“博物馆学习”而言,除了智识变化之外,是否能测量情感和态度的变化呢?
——并非没可能,但是没试过,所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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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就是一个研究“博物馆学习”的过程。而在“博物馆学习”中,如何测量展览信息的传播效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测量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变化。
如何测量“智识变化”
要测量观众智识的变化量,最直接的思路就是用观众参观之后“智识”的量减去参观之前“智识”的量。假设这一基本思路成立,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量化观众的智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约翰·福尔克(John H. Falk)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个人意义映射”(Personal Meaning Mapping, PMM, 又译为‘个人意涵图’,以下简称P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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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义映射(PMM)
简单地说,该方法就是让被试者在参观之前,先就展厅的主题进行发散式的自由阐释和表达,然后在参观之后,就同一概念再次进行阐释和表达,前后两次获取的词汇变化量就是观众的智识变化,然后将词汇按照“数量”、“广度”、“深度”、“掌握程度”四个维度来进行量化,四个量化结果都可以视为智识变化的量化结果。
这一方法如何操作?我们可以结合福尔克于21世纪初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的“生命世界”展览进行的研究为样本,进行简要的说明。

研究目的
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情景学习模式”中的诸要素是否能对观众智识产生影响,而探讨影响因素的根本前提就是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因此,PMM在该案例中的作用就非常明确,即一种获取智识变化量的方法。尽管这是本文唯一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在一个完整的“博物馆学习”研究中,PMM所实现的这只是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PMM本身并不等于“博物馆学习”。

设计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对展览核心问题的把握是PMM调查的基础,一般以关键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该词汇不仅要紧紧扣住展览主题,还要能够给予被试足够的回答空间。例如,在该案例中,围绕着“生命世界”展览的主题,福尔克等人使用“生物(livingthings)”作为关键词,鼓励被试进行头脑风暴,说出能够联想到的全部内容。被试的回复同样是以词汇的形式呈现,这一形式分别在被试参观展览前后各进行一次。
在实际情况中,一个关键词往往并不能很好的覆盖展览的全部内容。因此,研究人员可以辅助以其他形式来获取观众对主题的认知。例如在该案例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两道关于“生物与生物”、“生物与人”之间共性的开放式问答和三道单项选择题。如上文中所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测量观众的智识变化,那么尽可能完整地获取观众在参观前后的智识就是我们的目的,方法要服务于目的。

PMM的特殊之处
实际上,PMM要解决的不单单是词汇的获取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所获词汇的量化。开放式问答和选择题的答案同样需要量化处理之后才能对我们计算“变化量”产生意义,而这一过程就要依赖于PMM的编码,编码要围绕着“数量”、“广度”、“深度”、“掌握程度”来进行。
类似于一般的调查问卷编码,PMM的编码同样注重编码标准的制定。在编码的标准下,要确保能够准确反应被试的认知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被试回答词汇的数量有时并不能准确地反应被试对概念的认知水平。例如一些相关专业人士在回答这种“宽泛”、“浅显”的问题时,往往并不愿意说的太多,相反,那些对概念理解的并不深刻的被试,有时会回答更多的词汇,尽管所说的内容往往散漫而不集中。因此,如果贸然仅用数量维度来衡量,势必会造成对实际情况的误导。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严谨地设计“广度”、“深度”、“掌握程度”的编码标准,适当增加相应权重,以求更加准确地反应被试的认知情况。PMM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PMM方法本身的难点,也是完整的“博物馆学习”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据福尔克案例中呈现出的统计结果来看,PMM四个维度上的变化与我们的一般性认识相符合。如图所示,“数量”维度的变比例最大(70.7%),因为词汇数量的变化是智识变化的最直接体现;“广度”维度的变化弱于“数量”,但是强于其他(32.7%),“广度”意味着将相同类型的词汇实际上归为一类,它的增长意味着知识面的扩充;“深度”变化量最小(5.2%),“深度”代表被试对同一类概念在认识上的深入;“掌握程度”的变化(11.6%)则是对被试参观前后智识变化情况的总的评估。因此,从“测量展览的信息传播效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表格意味着“测量”的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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